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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治学 科学治沙 志在治河——中国水科院副院长胡春宏院士访谈录

胡春宏 院士

胡春宏,1989年获清华大学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专业博士学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三峡办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组长。

长期从事泥沙运动力学、河床演变与河道整治等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先后主持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等100余项。建立了江河水沙调控与泥沙优化配置理论与模型,有效解决了黄河口流路稳定与治理、黄河下游萎缩性河道治理与塑造中水河槽、黄河中游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调整与降低潼关高程、塔里木河干流河道治理与输水堤防建设、三峡工程泥沙模拟与调控、官厅水库疏浚整治与恢复向北京供水等江河治理中的工程技术难题。

发表论文460余篇,出版专著12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8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青年科技奖和钱宁泥沙科学奖获得者,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严谨治学 科学治沙 志在治河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胡春宏院士访谈录

 

■ 梅  超

 

编者按:2017年10月11日,《水韵年华》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副院长胡春宏。现将采访实录以问答形式刊出,以飨读者。


记者:请谈一谈您的成长和求学经历?您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并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其间是否经历过一些选择和磨练,您又是如何抉择的?

胡春宏:我们这代人出生在国家的困难时期,小学、中学基本都是在国家的非常时期度过的。幸运的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当时只有16岁的我有机会上了大学。由于那时学制不是很规范,我的中学(初中和高中)只上了不到四年。

我是在一个大型国企的附小和附中上的学,上学期间经常到工厂和附近农村学工学农。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们为了考大学,高中提前到1978年春节前就毕业了。在此之前上中学是很轻松的,但为了准备高考,开始从早到晚的学习,很不适应,复习了几个月就去参加高考了。那时候不考英语,高考也没太大的压力,志愿是在考试分数出来后再填报。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在学校属于中等偏上,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那时全国大概有80所。报志愿时,自己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根据老师和长辈的建议,考虑到父母工作的单位是纺织机械厂,所以就想报机械类的专业,今后好回厂工作。当时可以填报五个志愿,我的前四个志愿报的都是机械类专业,最后一个志愿报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以下简称“武水”)的一个与电有关的专业。等了不到一个月,收到了武水的录取通知书,专业是河流泥沙工程学。我之前都没听过这个专业,请教了一些老师、长辈和老工程师也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专业。但是大家都觉得能上重点大学很不容易(当时考上大学的人数比例只有百分之五以下),所以我也没什么犹豫就去上学了。

到了武水后,入学教育老师讲这个专业是学治河的,我顿时感到这个专业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跟治水密切相关的,长江、黄河都是洪涝灾害频发的地方,很多先辈都是学治河的。而且,那时倡导科教兴国,学习治河可以报效国家,是利国利民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非常有意义,于是就安心读这个专业了。在专业实习期间,我们到过长江葛洲坝、三峡坝址、黄河三门峡等地,通过亲身实践,愈发感到这个专业跟国家发展、前途命运密切相关,很值得学习,所以越学越有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国家水土流失还是很严重的,泥沙问题非常严重,侵蚀特别厉害,特别是黄河,虽然她是母亲河,有她有利的一面,但作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输沙量最大的一条河流,历史上她也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的大学毕业设计就是关于黄河泥沙输移和治理的有关研究。

总之,我早期的学习经历就是这样,属于误打误撞学了这个专业,但深入了解之后就非常感兴趣,不仅读完了本科,而且还读了硕士、博士。当年考硕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班四十人左右,考上硕士研究生的也就几个人。

我在读完硕士后,对专业的兴趣更加浓厚,觉得还应该攻读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有世界泥沙研究的大师,像钱宁先生、夏震寰先生、惠遇甲先生等,我当时报考的是钱宁先生的学生,我非常崇敬他。记得当时博士入学考试,由于钱宁先生病了,我们是在他家里考试的,我和倪晋仁是钱宁先生最后的两个博士。是钱宁先生等老一辈水利科学家鼓励和指引了我们在国内学习治河专业,走上了治河的科研道路。在清华读硕士和博士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也受益良多。1989年博士毕业后,我就一直在中国水科院工作。在我们当时那个班里面,到现在一直从事泥沙研究的也不多了。现在讲大国工匠精神,就是讲要专注于一件事,把一件事做精做深,吃透领会,掌握它的精髓,才能做出成绩来。我的前半生就是重点做泥沙研究这一件事儿,特别是黄河泥沙的研究,包括我最后申报院士,我的业绩主要是黄河泥沙研究,通过30年的学习与工作,我成为了一名黄河专家,我从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到河口全都做过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体系,从全局的角度、系统的观点对黄河泥沙问题进行研究。


记者:在水利界,有一个美谈广为流传,就是同一届同一宿舍的三位同学全都当选院士,堪称奇迹。您和王光谦院士、倪晋仁院士同属武水1978级,本科毕业后又一同考取清华大学,在清华同住一个宿舍,甚至还同属一个课题组,后来先后当选院士,您能谈一谈您们三位当初一起学习的情景吗?这对我们研究生学子想必很有启迪意义。

胡春宏:这的确是很难得的,可以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三人大学本科都是武水同一专业毕业,然后一起考到清华上硕士,又一起攻读博士学位,并且都是在钱宁先生、夏震寰先生的指导下学习。

应该说,我们的求学经历基本一致,我们三人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都选择了要走做研究这样一条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怎样学习、怎样研究的方法问题,这个问题很关键,一旦掌握方法,就会事半功倍。我们三人都当选院士这件事,说它是个奇迹,虽然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因为我们三人都找准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们三人从读书到现在关系都很好,在清华读硕士阶段的三年我们在同一宿舍,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活动,一起运动,尽管我们三人各有各的特点,性格、思维方式都不完全一样,王光谦院士考虑问题有超前意识,善于抓大事,倪晋仁院士思考问题很深入、很细致,但恰恰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共同进步。

总之,我们三个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又选准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有竞争,也有合作,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记者:您在求学期间,曾师从钱宁、夏震寰和惠遇甲等多位泥沙大师。请谈谈他们在治学、为人等方面对您的影响。

胡春宏:我们的成长确实是跟这些老师的指导密切相关的。无论是在武水还是清华学习泥沙专业,我们的老师都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顶尖的。我们不仅在武水吸收了像张瑞瑾教授、谢鉴衡院士等一批大师的学术思想,又在清华受到像钱宁先生、夏震寰先生、黄万里先生等一批大师的熏陶;在武水学习更多的是前苏联的泥沙理论,在清华主要学习的是欧美的研究成果,这是两个不同的流派。钱宁先生是小爱因斯坦(指爱因斯坦的儿子)的学生,他把西方的,不仅是美国的,还有欧洲的学术思想引入到中国,所以我们有幸学习了不同的学术思想,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前进。

此外,钱宁先生、夏震寰先生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也给我们很多启迪。关于钱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钱宁先生说学泥沙要在中国学。1985年,出国之风很盛行,但是钱宁先生坚定地认为学泥沙要在中国学,因为中国的泥沙问题最严重、最典型,而且中国的研究水平也是处在世界前列的,学完以后可以再去国外交流;二是泥沙专业是培养工程师的,在家里是学不出来的,要在自然界和实践中去发现问题、摸索规律、解决问题。我们的老师们要求都非常严格,我的硕士导师是惠遇甲老师,记得我研一刚上完课,要开始做课题了,有了一些想法,便画了几张图去给他汇报,惠老师看了以后说:“你看你画的这些图,横纵坐标既没有物理量也没有标尺,内容不知是什么含义,只有几条示意性的曲线,光自己能看懂不行,要让别人也能看懂。”别看这是个小事儿,老师就是从这些小事中教育我们,做科研必须要认真、要严谨、要科学。当然,大师们也非常平易近人,从如何做选题报告、如何查文献,再到如何做幻灯片、做演讲,他们都会亲自一点一点的教我们,没有任何架子,和颜悦色、细致入微。

老师们的严格还体现在搞研究做实验方面。记得读硕士时,一开始我做水槽实验很不顺,做出来的结果都不太理想,而每次汇报老师还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当时感到压力很大,足足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学习摸索才走上正轨。攻读博士期间,老师的要求就更严格了。老师告诉我们做学问,特别是做博士论文是奠定你今后在学术界地位的基础,国外有很多大家,他们在博士论文中就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因此,在老师的督促指导下,我认真完成了博士论文,做得很扎实。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成果在1995年发表于ASCE(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水力学分册上,在那一期中,登载了我撰写的系列论文,这个在当时还是很难的。论文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回顾工作三十年我所取得的成果,可能最精华的部分,还是博士论文总结以后发表的论文。现在的很多研究成果,无论是我个人的,还是他人的,可能都还没有超过当年的博士论文水平。这就是因为高水平的导师、大师在培养学生时严格要求,让我们在学生时代做了一些踏踏实实的工作,使我们在之后的科研道路上受用终生。


记者:科学研究重在创新,您在泥沙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成就斐然,请问您有什么“创新”的法宝,使您能够永葆创新的活力,在科研的道路上持续前进?

胡春宏:我到中国水科院工作以来,主要是做黄河泥沙问题与治理的研究,做应用基础研究,此外也参与了长江、塔里木河以及其他一些江河的治理研究,但总的来说还是研究黄河更多一些。在这些工作中,对于我来说,确实感到泥沙问题十分复杂,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我认为正如钱宁先生说的,一是多到实践中去做,二是要有科学的态度。

我现在正在做黄河水沙变化的研究。这个问题争论更大,也是当前水利界乃至社会上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知道了黄河有16亿吨泥沙,而现在实际观测值不到1亿吨,水沙变化幅度很大。当时泥沙多的时候黄河有一套治理方略,那么现在泥沙少了以后,整个黄河治理的规划就要发生变化,治河方略也要随之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涉及面较广,因为会影响到方方面面,所以不同的专家、不同的部门就会产生不同的观点,而我们应该如何以客观的标准、科学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如何实事求是的为国家做好参谋,这个确实是个考验。实际上,这项工作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十三五”期间还要继续深入开展这项工作,就是希望能更客观更科学地来揭示事物的本质。

我到中国水科院工作近30年,迄今已主持和参与完成了一百多个科研项目,其间有一些比较复杂、有争议的问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说三门峡泥沙问题、黄河水沙变化的问题、“两湖”(指洞庭湖、鄱阳湖)江湖关系变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对我们科研人员做科学研究是一个考验,既要客观真实,同时还要考虑各种经济社会方面的因素,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忘的,也是非常考验人和锻炼人的工作。我们要从长远的、国家的利益出发,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一个课题,如果仅用经济利益来衡量必然会是一个短视的行为,将会为今后留下隐患和遗憾。


记者:当前的社会环境与30年前相比已发生较大变化,在您看来,对于研究生的学习、科研而言,哪些是不变的?而哪些是需要当下的研究生做出改变去积极适应的?您对正在我院攻读学位的研究生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胡春宏:我认为严谨的态度、求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是不变的,是要坚守的,而应该改变的是,要积极地去适应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我们以前读博士要比现在难得多,虽然没有发表论文的要求,但是总的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现在的研究生可能感到发表论文压力很大,这个我也很理解。因为做学术研究,特别是博士期间的学术论文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需要很好的学习和实践积累,到达一定时期后才能“爆发”出来。但是,规则制定后,就要学会适应,积极遵守,只要别人能做到,自己也不能落后,否则就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我希望同学们要少抱怨,学会适应,要多思考,掌握方法是关键。要扎扎实实的做工作,集中精力写好几篇高质量的论文,不要贪多。

结合我三十多年的学习工作经历,要做好科研工作,我有三条深切的体会:一是要有很强的自控能力,不受外界干扰;二是要有努力的目标,持之以恒;三是要善于总结提高,形成一个团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勤奋努力,把别人休闲的时间,用来增加自己的工作时间,特别是有效的工作时间;人谁比谁聪明多少很难说,事实上是只有比别人多付出才有可能成功,投机取巧走捷径是行不通的。二是勤于思考,善于抓住技术难题攻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科研人员按照经费的多少选择项目。然而实际上,经费多的项目并不见得能取得好的成果,往往是一些经费不多的项目,如果能抓住关键问题去研究,反而可以出好成果。例如,我们承担的塔里木河治理项目只有50万元经费,但是考虑到过去我们主要研究七大江河,而对内陆河的泥沙运动力学、河床演变的研究基本是一个空白,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很有必要,于是我自己贴钱去研究,最后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例如黄河下游的中水河槽规模的确定,也是比较小的项目,但抓住了关键科学问题,为黄河的治理确定了重要的指标。三是要善于总结,做完一个项目要注重提炼科技成果,比如通过发表论著、申报奖项等方式,不断进行总结提高。四是要结合实际开展研究,要从工程实际中提炼课题,要面向国民经济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五是找准研究方向后,要持续研究,形成系统的成果,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正如当下国家提倡的工匠精神,就是持续做下去。六是要有一个团结协作的团队,互相取长补短。此外,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自控能力,如今社会诱惑这么多,很多人都控制不住自己,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控能力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以上所谈的几点体会,是我的一些工作经验总结,供同学们参考。

最后,想把对自己成长过程中影响很大的几个人、几句话和几件事与广大水科学子分享,希望对你们有所启迪,有所帮助。一是在进入武水入学教育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搞泥沙研究一辈子就有饭吃了”,我正是那时候对泥沙专业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学习兴趣是很重要的。二是在清华期间,钱宁先生讲,“我们的工作实际上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总结前人的成果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进步”;夏先生讲,“博士论文,一是理论创新,二是经典实验,三是数学凝练,这三点做到一点就能达到高水平博士论文要求了”。三是到中国水科院工作以后,韩其为院士告诉我,他是笨鸟先飞,要勤奋学习工作;朱伯芳院士说“白天要好好工作,晚上要好好学习”;泥沙所方宗岱老所长讲“一定要关注宏观的研究,不能仅关注微观的事情,在泥沙研究领域宏观比微观的更重要”,前辈们的教导和经验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四是我们现在做研究一定要有国际视野、国际影响力,通过发表一些英文论文,积极地参加国际交流。实际上修修补补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创新,真正的创新是discovery,是发现问题,揭示内在机理,只有真正的创新才能有大的成就。五是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当好参谋,科学客观地做好研究。

 

(作者为水资源所2016级博士生)

编辑:梁辉(2016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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